摘要：很多学者公开表示，今天，一个普通百姓依靠自己努力，不容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会面临“天花板效应”。“出身于普通家庭，在县里可以做到股长，在市里可以做到科长，在省里可以做到处长，但是如果要再向上，就非常困难。”陈友华说。
社会中上层家庭里，父母利用丰厚的资源，可以给孩子创造很多机会。 （金艳/cfp/图）
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交往机会、更高的展示平台是每一个人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以教育程度、已经展示的能力来衡量一个人的潜质，那反倒是不正常的。
“龙生龙，凤生凤”。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后代更易从政？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问题，真的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青年教师孙明在2011年第5期《社会》上发表《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的获得（1950-2003）》一文，得到了这样的研究结论：知识分子、干部的后代在干部选拔中占据了优势。
《社会》是社会学专业中排名靠前的学术期刊。这一研究实际上使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官二代”问题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数据分析揭示“从政”之道
孙明2011年在复旦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的获得》是他2010年撰写的“习作”，但是这篇论文直到2011年9月才得以见诸《社会》。
孙明所研究的是1950年至2003年间，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始终对子代的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1978年以前，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党员身份是获得干部地位所必需的政治资本，军人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而作为新政权核心的领导干部没有实现地位的再生产，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也成为国家政策的打击对象，其子女受到牵连并没有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
1978年以后，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后代通过入党和教育获得两个中间机制，在干部选拔中具有优势。
孙明的论文，从广度和时间两个维度描述了家庭背景与“当官”之间的关系。在废除了科举制度之后，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一直是中外学者热衷的话题。
近年来，随着定量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蒸蒸日上，很多人一直试图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但数据来源一直是困扰大家的瓶颈。
孙明的数据来自200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被学界认为是当时较为权威的社会调查。
孙明概念中的干部是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代理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并将“国家行政级别”作为衡量干部身份的依据。2003年的那次社会调查中，记录了受访者的工作变动起止时间、行政等级变动、18岁时父母职业信息。孙明根据调查数据，用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家庭背景与成为干部之间的关系。
发表该论文的《社会》杂志是一家权威专业期刊，在为数不多的社会学专业期刊中排名居前列。
学术研究中的敏感话题
做这项研究之前，孙明曾对相关研究论文进行过收集，但发现研究成果很少，“是不是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他所找到的相关论文中，境外学者的研究占了相当比例。
事实上，由于论文的题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官二代”等十分敏感的词，孙明说，他身边有一些老师和朋友曾对他提出忠告，“不建议进一步研究”。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仇立平认为这个话题其实没那么敏感，“在社会流动中家庭背景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社会事实。”仇立平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杂志前主编，孙明的论文正是他在任时发表的。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看来，孙明的论文所揭示的情况可能失真。原因之一，可能与调查中的受访对象有关。一位曾参与了2003年那次调查的学者说，当时的抽样调查中，很多人群是很难调查到的，“抽样是随机的，方法无可挑剔，但是抽取的人群中，部分不愿意接受调查。”
陈友华说：“有偏离的样本虽然也可以通过加权的办法处理，但是如果偏离的情况比较严重，加权也无法处理。”
所以单就数据而言，孙明的研究无疑受到很多制约。比如，由于数据的原因，调查对象中很少有私营企业主、私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这样的经济精英。
孙明的研究中将“副科级”作为是不是干部的标准之一，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过于简单。“有的人可能有职无权，一般认为真正的领导不仅有行政级别，还有实职岗位。”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一个县里，“副科级”的资源已经很多了。
由于研究中变量设计的原因，家庭背景对干部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学者们建议，并不能因此就将“家庭背景”看成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原因。陈友华就建议，除了家庭背景之外，研究应该将其他可能有影响的变量纳入其中。
仇立平也提出，“政治资本仅用是否为党员来测量是不够的，党员身份对干部地位的获得有推断关系。并不是所有党员都会有优势，要全面反映还应考虑其他的因素。”
例如，近年来，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所代表的阶层在干部地位获得特别是干部提拔中，往往具有一定优势。2012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储备、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和管理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学术之外的现实
在社会学者眼中，社会流动、社会阶层的固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仇立平认为，在更宏观的层面，孙明的研究结论具有现实合理性，社会阶层的固化是稳定社会的必然现象。“社会阶层的急剧流动，往往发生在整个社会出现制度性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比如在1949年前后和1978年前后，特定阶段之外，社会阶层流动都趋于稳定”。
他说，现阶段所谓的社会阶层固化，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这是经历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变革之后的必然现象。90年代以后，只有小部分人能够向上流动，而大部分人会维持在原来的社会阶层位置。
陈友华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恢复高考的最初10年，很多底层人士可以通过自我奋斗，实现向上流动。但是9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资本更多地参与了资源配置，使中国出现阶层复制，阶层再生产的表现明显。”
包括陈友华在内，很多学者公开表示，今天，一个普通百姓依靠自己努力，不容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会面临“天花板效应”。“出身于普通家庭，在县里可以做到股长，在市里可以做到科长，在省里可以做到处长，但是如果要再向上，就非常困难。”陈友华说。
在陈友华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合理性，“第一，社会上层家庭，能够为子代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第二，父母成功本身也会给孩子某种意义上的压力，使得这些孩子年轻时可能就追求这种成就感；第三，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可以给他们创造很多机会，这可能是其他家庭一辈子都不会有的；第四，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接触的都是百姓，而总统家里的孩子，接触的都是社会精英，容易形成丰厚的社会资本，对成长有很大帮助”。
毫无疑问，更好的教育、更多交往机会、更高的展示平台是每一个人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以教育程度、已经展示的能力来衡量一个人的潜质，那反倒是不正常的。”一位社会学者说。孙明认为，在西方，家庭背景同样对子女发展有影响。
但问题是，无论你是怎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当人们竞争的目标是“做官”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套维系公平的程序。对家庭背景与“做官”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揭示其中的规律和机制，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供借鉴，这是很多中外学者关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陈友华说：“来自中上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们更容易成才，但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普通家庭基数比较大，虽然成才率比较低，但是绝对数也不少。在发达国家官员中，也是出身于上层社会阶层的人较多，但在中国显得更多一些。”
